“在上海,老百姓是歡迎拆遷的,因為拆遷得到的補償比賣房要多將近一倍。那為什么以往一碰到動拆遷,百姓就要鬧、就要吵呢?”張國樑說,“實際上就是個公平問題!”
張國樑是1985年開始干動遷的。那時,上海動拆遷的主要對象是居住在陳舊房屋的居民,稱之為“危棚簡屋改造”。當時上海住房緊張,住房困難戶的標準是人均居住面積4平方米。當時的拆遷補償標準也很低,光論居室反而越來越小,但房間里有廚有衛(wèi)了。動遷居民在外面過渡一段時間,回來后還是原來的地方,只是原來的危棚簡屋變成了新公房。
但那時公平。大家原來住多大面積、搬回來是多大面積,都相互知曉,不存在什么貓膩、特殊照顧多分配幾平方米等問題,雖然補償標準低,房子也談不上豪華,但“公平”兩字讓百姓覺得自己十分幸福。
“當時,老百姓叫我們‘拆遷干部’。”張國樑說,當時,上海有住宅建設辦公室,是事業(yè)單位,在各街道設動遷組。對人員也是按干部要求的:去百姓家里必須2個人,手里不能帶包,不能坐人家的床。老百姓對動拆遷絕對支持,對政府高度信任。
那什么時候,老百姓心目中的拆遷隊變成“地痞流氓”了呢?張國樑說,進入上世紀90年代,城市建設大規(guī)模鋪開,房產(chǎn)開發(fā)商被引入,原來的正規(guī)動遷組忙不過來了。
“第一波人加入動遷的是房管所,這些人收房租、修房子比較閑,覺得動拆遷有利可圖,就加入了動遷隊伍。當時是‘大承包’,20萬一戶給你,你拆遷每戶補了15萬,剩下的5萬就是你賺的。”
第二波人是開發(fā)商。開發(fā)商一看,這些錢與其給別人,還不如我自己賺呢!第三波人是游擊隊,閑雜人等也成立公司,來分一杯羹。1991年,國務院令《城市房屋拆遷管理條例》出臺試圖規(guī)范一下,但是實施起來各地差異很大。
“一個地塊500戶人家,剩下幾十戶。走法律程序得3-5個月,但開發(fā)商是以盈利為目的的,耽誤一天就是一天的錢!于是無原則地“放水”,要房的給兩套,要錢的加5萬,還不走的再加10萬!久而久之,百姓知道了,先走虧、不鬧虧,就形成了又鬧、又吵、爭當釘子戶的局面。”
這邊越是吵、鬧不肯走,那邊越是“想辦法搞定”。錢不解決問題,有的地區(qū)就搞暴力拆遷。百姓對拆遷的抵觸情緒越積越深。在那個混亂的年代,斷水、斷電,張國樑也干過。
張國樑經(jīng)歷最驚險的一次,是1996年,一位30多歲的出租車司機房子被強拆。孤零零的小院墻上貼著戶主的黑白照片,橫幅寫著“明年今日,就是我的忌日!”戶主喊有汽油,只允許一個人進去。
張國樑自告奮勇地推門進了院。一股濃烈的汽油味撲面而來。這位年輕人脖子上掛了兩個裝滿汽油的啤酒瓶,一手一只打火機。院里大盆小盆都是汽油。兩人邊說,小伙子邊往后退,堂屋的椅子旁,一邊一個煤氣罐。
僵持了一上午,最后,張國樑借口出去吸支煙,把院內(nèi)的布局告訴了消防員。小伙子逃走了,后被警察控制。事后,通過律師看到張國樑的筆錄實事求是,小伙子才放棄了報復社會的念頭,也得到了適當?shù)陌仓谩?br />
每想到這件事,張國樑心里就特別沉重。“有人說百姓是刁民,其實是我們錯了。你不公開、不透明,失去了百姓的信任,肯定要付出代價!”
“拆遷公司沒權了,拆遷就做好了”
張國樑承諾把所有動遷的方案和標準和盤托出,決不搞前緊后松。不到一個月,61戶就簽了60戶,全部人家都按照公開的安置方案安置,一竿子到底、無暗箱操作,這就是“陽光動遷”的雛形
2000年,全國的信訪矛盾,動拆遷占了大多數(shù),上海也一樣。2001年,國務院修訂了城市房屋拆遷管理條例,變“數(shù)人頭”為“數(shù)磚頭”。而上海市擔心百姓一時接受不了,就沒有摒棄“數(shù)人頭”政策,“磚頭”、“人頭”一起數(shù),加上不公開不透明,結果越數(shù)越亂。
“到2003年,上海動拆遷矛盾大爆發(fā)。你去查查,整個2003年上半年,上海沒有一個動遷公司去領動拆遷許可證。相反,進京上訪的記錄卻很多。”張國樑說。
2002年,瑞金醫(yī)院要蓋門急診大樓,61戶居民面臨拆遷,多為教授、專家。院方不同意聚集開會,怕居民一致反對動遷,主張發(fā)《告居民書》了事。張國樑所在的安佳動遷公司還是主張開大會,所有居民都參加。
看著會場條幅上的“通氣會”三字,教授們不愿意了:“我們不要通氣,我們要平等對話!”怎么平等對話呢?動遷公司主張推選3位業(yè)主代表為一方、院方以及動遷公司組成一個團隊,在政策范圍內(nèi)共同商量補償方案、并參與動遷的整個過程。
張國樑承諾把所有動遷的方案和標準和盤托出,決不搞前緊后松。雙方議定,把無序的暗貼變成規(guī)范的明貼。不到一個月,61戶就簽了60戶,全部人家都按照公開的安置方案安置,一竿子到底、無暗箱操作,這就是“陽光動遷”的雛形。
當時,區(qū)領導來調(diào)研,怎么能把拆遷做好?張國樑說:什么時候拆遷公司手里沒有權了,拆遷就做好了。關系好多給點兒,能鬧的多給點兒；一萬兩萬,拆遷公司經(jīng)理說了算；十萬二十萬,也是拆遷公司經(jīng)理說了算,這就叫無序操作,還是腐敗的溫床!”
就在拆遷陷入僵局的2003年底,安佳公司接到了“43街坊”地塊的拆遷任務,2004年4月啟動。
“反正是干不好了,干脆換一種路子試試吧!”張國樑突然想起了“瑞金醫(yī)院”的實踐,正式打起了“陽光拆遷”的大旗。
他向居民提出了“公開、公平、公正”的承諾,打破以前先低后高、先緊后松的操作口徑,按照當時實際平均補償標準設計補償方案,把一切都攤在面上,杜絕暗箱操作,堅持每戶都按照這個新標準簽訂協(xié)議。
上海市領導很快注意到了這個新探索。“盧灣區(qū)43街坊的模式,是今后上海動拆遷發(fā)展的方向!”2004年6月,時任上海市副市長的楊雄在全市動拆遷會議上說。
“市長這么一說,我這兒立馬變‘接待辦’了,都來參觀學習。”張國樑說。
但是,這第一個打起陽光拆遷大旗的項目,卻差點“栽”了。“把一切都攤到桌面上,拆遷公司手里沒牌了,后期,老百姓就是不走怎么辦呢?”同行的質(zhì)疑聲很大,上級領導也不放心。最后,補償標準定得還是比以前的平均水平低了一些,老百姓不認同,簽了200戶居民就無法推進了。虧得2006年軌道13號線途經(jīng)該地塊,方案進行了調(diào)整,拆遷才得以完成。 2/4 首頁 上一頁 1 2 3 4 下一頁 尾頁 |
